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说：在历史学家审阅的所有画面中，只有最后一幅才是清晰可辨的。作我一直在审视自己的文字，审视关于灾难报道的这些文字是否能为子孙后代重构己消逝的地震景象——那张今后的历史学家需要的最后的图画？
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
媒体对灾难具有本能的冲动。大多数自然灾难都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造成大的损失，成为平静生活的参照。我们可知的人类史，也正是由若干大灾难、大事件、大人物等的片段，才串起了符合逻辑的宏大历史叙事。
灾难新闻具有其他新闻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可以黑白分明地凸显个体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轨迹；灾难新闻也是一把放大镜和一个观察的平台，将这个时代的思潮、观念、情绪、态度、变迁轨迹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残酷地地剥离开，并残忍地凸显出来。
地震造成的灾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以成都为中心，驱车向西，4个小时之后，所见是均是地震施虐的痕迹；驱车向北，4个小时后，还是重灾区。地震这种广度上和烈度上的破坏性，摧毁了我作为记者的常识判断力。每一处残垣断壁以及这些废墟下的人物的命运，都足以构成日常状态下的新闻。但在触目所及皆是毁灭的世界里，残垣断壁才是常态。那么，新闻在哪里？每个记者都在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每个记者都迷失在了“哪里有新闻”的常识判断中，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恢复基本的新闻判断力。但等我们真正深入到重灾区之后，发现其实“所有的不幸都是相同的”。
灾难新闻的报道之难，其难点之一就在于突发性，根本不给记者多于思考的时间。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急着赶回四川老家救灾的民工，于是采访就从大厅开始了。上飞机后，各路记者也都动了起来，飞机成了新闻采访大厅。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
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当新闻事件不是以点而是以面的方式存在的时候，记者的选择就呈现出完全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乡村采访，采访哪些人，没有一个记者能事先有一个准确的规划。刚得四川时，报社领导要求我进入震中汶川，但事实上，即便我想尽办法绕公里山路从马尔康进入汶川，也是一个随机选择，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震中在汶川的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能采访到谁。
我在地震当中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内，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我的优先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基本不纳入我的优先采访目标中。因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放大的对象。
但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会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我在都江堰后山“随机”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但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确定报道主题的随机采访可以部分地客服上述困境。比如，一家报纸在地震第三天开始每天拿出一个版面来刊发地震中的“逝者”，通过活人来讲述与还原死者的生前，在纸上为地震的死难者立碑。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多舛。
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安置灾民—预防次生灾害—恢复生活—重建家园。在这个事件的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地震的志愿者等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是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慢了很多。
这种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政治权力深度接入后的主旋律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即可。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人人皆知。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请注意，这两条有社会价值的新闻缺乏新闻5个W的两个关键要素：时间、地点。也就是说，这两条新闻其实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假新闻。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假消息，但还是认可它呢？一名网友的发言具有代表性：“此时此刻，难道会怀疑伟大的母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这表明，虽然这一单个新闻事件（微观真实）不够准确，但在价值判断上（新闻的宏观真实）却是和受众的主流印象和意识一致的。因此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忍受这种新闻真实性的偏差。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等的“程序正确”。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新闻真实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客观原则和相对真实
从地震灾区返回，很多人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灾区是不是到处都是尸体，余震那么多，是不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当然不是。无论地震造成的损害怎么惨烈，但灾区并非全是废墟，也不是时时刻刻对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什么，受众通过媒体得来的灾区印象会出现那么大的误读，彻底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前面提到，媒体通过对若干新闻事件的描述（微观真实），帮助读者“拼出”关于当前世界的整体图像（宏观真实）。在多数时候，由于现实条件的各种限制，受众所了解的世界来源于媒体，他们脑子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只是媒体向他描绘的那个样子。如果读者根据媒体报道构建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差距太大，超出了可以忍受的偏差的范围，那么，我们的新闻传播，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首先是新闻选择的问题。记者在进入灾区采访的过程中，尽管做到了“随机抽样”，尽管也做到了每一个具体报道的小叙事的真实准确，但这些“随机抽样”仍然是选择性抽样。记者不可能有闻必录，记者在“挑选”新闻，而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正是这种典型性要求，把记者的大多数眼光集中在了地震中的惨烈画面上。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放大了记者的选择，让典型事件“扩散”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态，进而误导了受众对于客观世界的准确认识。这种受众的误读现象，在都市类报纸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已经大量出现。如，报纸大量报道凶杀、吸毒等，读者会认为当地治安极度不好。
我们必须警惕“典型性选择”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还直接对新闻报道的另一大原则形成了挑战——新闻的客观报道原则。
每个人成为记者前，上的第一课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第二课就是新闻的客观原则。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客观报道就没有那么好消化了。客观报道原则是一个舶来品，产生于传媒的商业需要，其目的在于把媒体从众多广告商之间的利益纠葛中解放出来，避免得罪任何一方。所以，客观原则一开始就是个技术活。
媒体进一步发展，其市场化的运作必须讲求效率。最求效率的结果是，将最能产生效率的手段崇尚为一种专业能力。这使客观报道由技术层面向理念层面迈开了一大步。客观报道逐渐成为一种准则，并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护，并一步步上升为传媒的职业伦理（TheodoreL.Glasser）。在地震的报道中，真实的世界和受众心目中的世界的偏差，是不是也部分因为记者没有执行好新闻的客观报道原则？因为，按照客观报道理念，记者应该尽可能地描述事件的各个方面，即便对于正误明显的争论，记者也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同时、等份量地提供当事者各方的意见和观点。这就要求记者不仅要选择地震中的悲惨场景，也必须选择光明的、积极的、正面的事件来进行报道，以此平衡和纠正新闻受众可能产生的误读。
在青城后山，我采访了失去家园的老人，其中一个岁，是当地年龄最大的，写他们地震后的生活。文章见报后，我的同事发来短信说：“看到你今天发的那组青城山的稿子，用轻快的笔调写出了人们的达观，让我们沉重的心情稍微好受些。这几天看灾区的新闻已经哭过好几次了，你的这篇报道好像给了我们更多向前看的希望……”
从微观的技术层面看，客观报道原则将记者同新闻事件隔离起来，超脱于新闻事件本身，记者成为单纯的观察者；同时，客观原则还要求记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只负责事实，不负责评论。新闻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是“报道”而不是“分析判断评论”事件,因此,严格地讲,新闻自由不属于“表达”自由,它不是“表达”意见,而是“描述”事件。
但在实践中，这种绝对的客观报道原则，对于记者来说根本做不到。记者进入灾区，就进入了新闻事件的本身；在灾区的新闻报道中，很多记者都主动参与了抢险救灾，个别记者甚至放弃了采访也要救人，这表明，记者已经成为了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甚至，在政治权力的介入下，媒体的宣传工具只能得到了发挥，新闻媒体本身也成为了抢险救灾的工具在使用，比如发布余震预告、招募志愿者等。
甚至在新闻语言的的表述上，绝对的客观报道原则也面临挑战。在地震报道中，我一开始就使用第一人称原生态地进行报道，将个人进入地震灾区的感受、情绪、见闻“絮絮叨叨”地写了出来。在写我们从都江堰整夜采访回来后，“我特意没有锁死房门，并在事先侦查了最短的逃生路线——开门向左，再向右，然后下楼梯……原谅我会如此胆小，因为刚刚从死亡地带走了一圈回来，看多了死亡的阴影，而自己也刚刚经受过生死考验。”后来一些读者告诉我，他们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因为通过记者的实地体验，准确传达了当时所有人面对地震的那种恐慌和无助。
新闻报道的客观原则，可能只是常态下的奢侈品，并不一定适合特殊情况下的采访。即便在常态下，绝对的客观原则会“对报道者，对单个新闻工作者造成不幸的影响。客观报道剥夺了记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剥夺了他们对世界的情感和识见，使新闻变为纯技术性的产业而不是知识性产业，让新闻写作沦为纯粹的报道写作技巧。最不幸的，客观报道否认了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权”。
绝对的客观原则——记者绝对不介入并改变新闻事件的发生轨迹——可能还会带来新闻伦理上的麻烦。比如，在地震中，如果有灾民向记者求助，是举起相机来记录这个求助，还是放下相机予以帮助？很多记者会选择后者。选择前者的人可能会产生跟普利策奖得主凯文.卡特一样的困惑。
相对的客观报道原则仍然需要保留。无论怎样，客观报道原则有助于提醒记者仍然是一名记者，有自己的职业规定性，他不同于灾难中的志愿者，也不同于救援者。记者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将灾难真实、准确、全面地带给他的读者和受众。客观报道原则，就是要为灾难中记者的采访划一条线，线的这边是记者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独立、冷静和理性；线的那边是要记者保持作为一个“人”的情感、智识和责任。这条线记者可以适度跨越，但必须保持警惕，跨出第一步，第二步必须收回来，第三步再跨出去……如此反复。
有论者提出，“必须把新闻从客观性的桎梏里面解救出来，并尽可能地宣布：客观性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而不是行为准则，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是报道纲领。”
新闻真实和行为得体
四川卫视的记者汤军凯在地震采访中说：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
这句话在论坛上得到无数人的顶帖。其潜伏词直接指向记者在灾难采访中应该遵循基本的职业伦理。在时代更为开放、思想更为多元的社会，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渐渐向新闻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要求媒体提供的新闻必须是真实准确的，受众还希望阅读的新闻的获得方式，也必须是“干净的”，没有道德上的污点。
汶川大地震后，众多媒体蜂拥进入灾区，打响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均先后派出若干一线记者进入四川。这些特派记者以年轻人居多，大多数同我一样缺少大型灾难采访的经验。但新闻竞争的激烈和受众对媒体的期待值，已经跟上一次大地震（唐山）已经没有任何可比性了。即便是中央级媒体如新闻大佬中央电视台，也不得不面对国际新闻媒体的竞争。
媒体是放大器，不光放大新闻事实，也会放大记者的瑕疵。尤其是电视媒体，直接将记者的采访镜头送到读者面前接受批判。这种被媒体放大了的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在这次地震中并不鲜见。一名电视台女记者在成都的一家酒店内，声称5月13日“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被网民严厉谴责，冠以“逃兵记者”和“CCTV叛徒”的恶名；一名电视记者为了抢头条，让地震救援组暂停营救，把话筒放下废墟听被埋着的大爷的呻吟，甚至要求这名垂危的伤员跟电视台连线；另一名记者强行闯入手术室，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强行采访已消毒完毕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
在没有边界、失去监督的新闻采访中，激烈的竞争导致记者行为的异化，他们绝对不会越来越遵守游戏规则，反而会站在本来就不够高的新闻道德的山峰向下发起冲锋。个别媒体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只会伤害特定媒体机构的公信力。但如果这种失当变成一种普遍状态，会引起受众对新闻媒体的警惕，他们不断发出诘问：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抢新闻更重要？
答案是显然的，在多数时间，记者作为真相的探寻者，总是处于主动状态。被采访对象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记者的的每一次采访，都是客体对主体的头脑和情绪入侵。在地震的报道中，采访对象一般是灾民，他们或许失去了亲人，或许失去了财产，或许失去了身体的某个部位。作为记者，我们可以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他们，但这种观察却难以深入内心，更无法还原地震现场。所以记者必须被迫发问，如询问采访对象在地震中失去了谁，地震时在做什么等。这是一个对采访双方都极度痛苦的一个过程，一方是陷入到地震回忆的恐怖现场，另一方则陷入不道德的煎熬中。我所经历最痛苦的一次，莫过于在都江堰采访一位大嫂，她的女儿就埋在旁边的废墟里。艰难的采访完成之后，大嫂抬起头对我开口一笑，说了一声“谢谢”。那一笑，我觉得那简直比哭还令人难受。
在通常状态下，以公众利益之名的新闻入侵，是允许和可以忍受的，乃是为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必须支付的对价。但有些代价具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它超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可以承受的心理范围，比如，前述几种灾难中失当的采访方式。越界的新闻竞争，或许符合新闻采访的技术逻辑，但肯定不符合情感逻辑和道德逻辑。评论家周欣宇说：“媒体记者的敬业精神，不应该以情感麻木为代价。”
在实际的地震采访中，作为一名特派记者，我们都是自己给自己制定采访守则。这个规则就是像汤军凯所说“先做一个人”的标准，用基本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在灾难中的采访行为。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让记者可以站在道德的起跑线向上发起冲锋。事实上，很多受众对越界记者的不满，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低于基本的伦理规范。进入北川的采访中，正是“瘟疫”之说最盛的时候。我们跟着检验检疫的车辆进入城区，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甚至有人戴上两层口罩。但在跟灾民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口罩。这个时候，口罩成了一个距离的象征物，戴上它，意味着记者只是一个观望者；摘下口罩，意味着记者融入灾民当中甚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行很多记者都主动摘下了口罩。
记者陈亮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在什邡的采访中，他跟着灾民在废墟中寻找、挖掘罹难者。烈日之下，尸臭熏天，还有漫天的尘土。本来戴着口罩的他，自动解除口罩，再站在废墟上完成了自己的采访。前文提到的那条母爱短信的假新闻，之所以不被受众所追究，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符合大众的伦理逻辑，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情感期待。
没有人会要求记者成为道德王，但对新闻媒体这个组织化的社会机构而言，则要求做到传媒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记者的采访，哪怕是单兵作战，也绝对不是个体劳动。记者是采编链条上最前端的环节，在这之后，是编辑、总编、校对等若干事实与观念的职业“把关人”。记者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出现和行动，记者的职业活动，乃是新闻机构的目的与意识的总和、外化和前移。
因此，记者是公众权利与权力的直接代言人，其职业行为虽然跟普通的建筑工、医生、保险员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其职业特性和要素，要求记者除了遵守一般的职业规范外，还要为“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的称谓支付额外的成本溢价。马克斯韦伯提出：“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作为一名亲历地震采访的记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发现要完全做到符合大众所希望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一件极其困难的要求。因为，无论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据此操作的伦理“行动手册”。甚至在新闻媒体远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如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的减少伤害原则中，也仅有“当采访和使用受到正在悲伤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等2条条款。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的原则声明，则没有一条涉及到灾难采访的注意事项。在一项“84个国家地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中，按照73个关键词出现的几率排序，也仅在“妇女和儿童”、“医院”两个关键词上榜，并部分规定了灾难报道中的记者道德准则。甚至灾难新闻还远远没有引起媒体研究者的注意，据我个人的文献分析，国内仅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相对系统化地进行了研究。更多的，则是媒体记者自己的总结和反思。往往是记者的采访方式引起受众的不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那就是新闻采访的道德禁区。
我们总是从反面教材中寻找事物正确的逻辑，并为此支付代价。科学实验的失败代价是由少数人来支付，但新闻实验的代价，却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在国外，新闻伦理大厦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对“太阳报”等黄色小报的批判，以及对发掘政治丑闻等“黑新闻”的游戏规则的确定等而来。在当前的新闻竞争中，我们部分吸取了西方新闻伦理价值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但我们显然在走一条更长更曲折的道路，那就是对灾难报道等白新闻的被动反思。这种反思的痛苦之处在于，它不但关系尊严、关乎生命，还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信心与信任。如果新闻伦理的观念能像“抢新闻”一样真正深入到每一个记者的内心，镶嵌入每一个新闻机构的各个运行环节，并像法律一样具有从理念到行动力上的不容侵犯性，那么，汶川大地震以及所有灾难报道中的牺牲者和无辜者，才生而有意义，死而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