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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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哲学门

东西方音乐的

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

管建华

作者简介:管建华(-)男,南京艺术学院教授;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京

人大复印:《舞台艺术(音乐、舞蹈)》年04期

原发期刊:《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年第1期第57-74页

关键词:几何逻辑/心性逻辑/数理人工语言/日常生活语言/低速运动/后哲学/

摘要:本文根据帕斯卡尔提出的几何逻辑与心性逻辑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种方法,论证了西方音乐书写现代性与东方音乐口传心授的各自对几何逻辑方法和心性逻辑方法的历史选择。西方音乐由几何逻辑方法的进路产生了音乐的数理人工语言,而心性论则保持了音乐日常语言生态式的方法。

帕斯卡尔(-)是法国17世纪天才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他在理论科学和实验科学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杰出的在于,他也是一位反科学理性主宰论的人文学者。特别是他的散文如《思想录》三百年来从未绝版,并被称为天才科学家的反科学理性的杰作。①

帕斯卡尔认为:理性逻辑不是敏感的心灵感受世界的工具,这套逻辑对心灵没有用处。他提出以心性逻辑抚摩生命的其他领域。几何逻辑与心性逻辑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种方法,也是人类的两种归宿。用几何逻辑来观照心灵的直觉,是对生命的一种屠杀。也就是说,用理性逻辑打到心性逻辑是人类的一场灾难。②

长期以来,我们习得的西方音乐学体系及其音乐教育体系就是以几何逻辑理性为基础的音乐现代性书写传统。然而,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音乐学体系及音乐教育则忽视或排斥了东方中国传统音乐心性逻辑的音乐体系和音乐教育体系。也可以说,东方音乐以口传心授或口传身授的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学校中取得一席之地。东西方音乐不光是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其地位甚至是被置换,西方音乐“反客为主”,中国东方音乐“主变为客”。例如,“京剧进课堂”或“戏曲进课堂”的说法,为什么不是“京剧在课堂”或“戏曲在课堂”?我们自己的音乐是“客人”吗?还要请“进来”吗?西方音乐是“主人”或“主体”吗?西方音乐能代替东方音乐吗?东西方音乐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吗?中国东方音乐的未来只能是作为西方音乐技术结构中的音响元素吗?

笔者认为,未来世界音乐文化的发展,必须平等对待东西方二者,并处理好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东西方音乐就像两座高山,应该是相互学习,互相增高,而不是简单地将其差异的鸿沟按照西方音乐几何逻辑书写的方式去填平。

今天,我们认识东西方两种音乐文化价值的历史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在比较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哲学、语言学等学术领域已经认识到口传传统(心性逻辑)与书写传统文化(几何逻辑)所具有的相互不可替代的当代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③

第一节

西方音乐几何逻辑与东方音乐心性逻辑的历史沉思

我们学习西方音乐,必须学习五线谱,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几何坐标的定量数学的记谱法空间之上的,每一个音都是一个绝对音高点,点与点之间连成线,也就是音与音之间由音程(数)平行关系连接成旋律线或纵向关系连接成和弦,线与线之间连成面,这个面就是五线谱空间平面,是一种线与线连接的纵向与横向关系,是和声、复调在五线谱二维空间所显示的音高点、线、面的数学关系,也就是多声音乐即和声与复调的调性音级、和弦的数学关系。

“在算数和分析里,几何学与代数学里存在着同样的逻辑结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结构——群论,被证明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数学家理解数学如何‘起作用’。‘群’是一个满足某些限制条件的符号集合,其中任意两个元素都可以结合生成群里另外一个元素。当然,我们也可以给这些符号赋予某种含义,可以说这些符号代表数或者几何变换,还可以赋予它们其他的一些解释……群存在的重要性是存在的每个群都满足某些法则(规律),以及一个群不同于另一个群的其他法则(规律)。数学家对群进行分类时所依据的正是两个群之间的不同。”④

以上“群论”的原理为和弦构成、音集集合构成以及“音群和弦”提供了重要的构成原则,数学家对群进行分类时所依据的正是两个群之间的不同,这在亨德米特和声的和弦分类也起到作用,他将和弦重新分为含增四度的和不含增四度的两类;勋伯格将十二音做成不同的序列;阿伦福特的音集集合将六个音作为一个集合都是依据“群论”的原理。

那什么是几何的性质?三维空间中的点、线、面、角、曲线、曲面等都是几何学研究的范畴。当然,西方音乐的几何性质主要是通过二维空间的点、线、面连接所形成的数、概念、定理、公式、主题、命题,它的直接体现就是音级、音程、和弦、调性、对位如横向可动对位、纵向可动对位、纵横可动对位等等。

帕斯卡尔定理的图式

布里昂雄定理

平面几何图形(定点对称)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八度的三重对位:

以上帕斯卡尔定理的图示。帕斯卡尔定理可用五个简短的语句来表述:1.假设有一条圆锥曲线;2.在这条圆锥曲线上选取六个点;3.链接这六个点,是他们构成一个六边形;4.延长这个六边形的每组对边,直到它们相交;5.三个交点位于同一条线上。⑤

布里昂雄定理是帕斯卡尔定理用如下替换得到的:1.线和点互换;2.面和顶点互换;3.外切和内接互换;4.位于和交于互换。⑥

以上两个图我们可以做两种阐释,第一图的阐释是:圆锥曲线可以看作一个十二音的五度循环圈,十二个音可作为十二个调性,他们都可以通过相交线进行各种和弦调性的连接或转调;第二图的阐释就是:三个交点位于同一条线上,这个线可能就是中轴线。它是复调纵横对位的轴心。也可称为对称轴,如果沿某条直线对折,对折两部分是完全重合的,那么,这样的图形就为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就叫做这个图形的对称轴。上面的八度的三重对位以及下面的音程转位图即是一种对称图形。

音程转位是和弦转位与和声、多声复调声部进行的基础,音程转位依据的是对称轴原理。

在音乐领域,西方的数理、几何逻辑成就了西方宏伟“音乐建筑”的基础。回顾历史,数理思想的音乐观从毕达哥拉斯始,到巴赫复调的写作,复调的书写方式是以平面几何原理为基础的,而音乐主题的命题、答题、对题等公理和逻辑关系在十二平均律赋格曲中得到了完美体现,也可以说没有赋格曲的这种几何逻辑,就不会有后来主调奏鸣曲式音乐主题命题的逻辑展开。现代音乐十二音序列仍然属于这种“几何逻辑”。

在东方音乐中,印度、阿拉伯没有记谱法,中国传统音乐中虽然有记谱法,但主要也是依赖于口传心授,而且,记谱法完全不属于那种抽象的、定量几何、数学空间的或称为现代性书写的音乐类型。简而言之,演奏演唱者与记谱法主客相合的关系,而非演奏演唱者与五线谱记谱法主客相分的关系。中国东方音乐口传心授传统有其心性论的历史传统。

中国古代《吕氏春秋》中《音初》篇是最早提及音与心之关系的文献,“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乐记》中“乐者,心之动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这里表述的是人心感于物的直觉反应。当音乐作为社会功能,特别是“礼乐”时:“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性……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本》)该段论述表明在社会仪式行为中“心”与“性”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中国传统音乐中文人音乐注重内心修养,许多文献和民俗资料都显示出对“心”的重视,如汉语“偏重心理,略于形式”;“言,心声也”;“琴者,吟心也”;“书法,心画也”;民间则有“饭养身,歌养心”等等,都说明了“心性”在中国文化艺术思维和行为中的重要性。中国传统音乐记谱法“工尺谱”“减字谱”都是以“心性”为基础的音高“动态式”阅读方式,而非五线谱“几何空间”为基础绝对音高的“静态式”阅读方式,静态式阅读的“心性”的表现已被固定的时间空间所规矩。

东方印度音乐没有记谱法,更依赖于口传心授,也注重“内圣”和“心灵的情感”。印度音乐美学的九种“拉斯”都是建立在生命九种心情体验之上的。西方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在谈到印度音乐时,也注意到东西方音乐的差异,如印度音乐心灵的流动及微妙变化和西方音乐建筑“大厦”精确建构在永恒的法则上,他讲:“在我看来,印度音乐就像一条河流,永远流动并在微妙的变化;而欧洲音乐则像座大夏,精心构筑在恒久的法则之上。印度人是把音乐当作他生命的永恒持续感的一部分来加以体验的。而我们的音乐是为明显的人造物,是件单独的工艺品。对印度人而言,每个个别的音符连同其所有变化和音色一道,等同于个人的拯救、屈从和隐忍等理念。……印度音乐的含义是要创造一种恒定不变的心境,而不是要把听众塞进情绪变化的五味瓶。……尽管我们可能很欣赏另一种文化,但我们却永远不可能深入它的精髓,哪怕我们很热爱它也罢。任何文化其核心都是那样特别,那样独一无二,使得那些不生长在其中的人因破译不了它而只能汪洋兴叹。异文化的音乐永远超越我们的认知范围。”⑦“印度人的拉斯音乐都把听众领入它自己的时空,像精灵般铸造成他们的心灵,成为他们的另一个自我。”⑧

在此段论述中,印度音乐作为“生命的永恒持续感”、“恒定不变的心境”、“精灵般铸造成他们的心灵”根本体现了东方注重内在心灵,与西方注重外在音乐形式的表现,如“我们的音乐是明显的人造物,是件单独的工艺品”,这里的“工艺品”即西方音乐的本体“音乐作品”。

历史沉思一

一种伟大的音乐传统的形成必然有一种哲学作为它精神的和思维的支撑,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明的音乐能够孤立于哲学精神和思维的存在。

西方音乐的几何书写的现代性,正是有其悠久的哲学历史传统。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被称为哲学之父的泰勒斯就是一位几何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与宇宙一样都是由数组成的,柏拉图认为上帝就是几何学家,“柏拉图在晚年已经更加倾向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数学’的观念,使他早年的‘理念论’染上了‘数论’的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可以看作是柏拉图这个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感觉经验世界,并不仅仅在‘数’和‘几何’的关系中‘有序’,或者说,这种‘有序’的关系,不仅仅是‘量’的,同时也是‘质’的。‘数’和‘几何——量化了的空间关系’固然是‘证明’的范例;但是就是‘质’的关系,也是可以推论的,感觉的实体,同样可以服从‘证明-推论’的规则。这样,柏拉图的‘数论-几何学’,就发展成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和‘逻辑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范畴论’和‘逻辑学’为‘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一切经验科学的必要工具,也就是‘真知识-知识论’的基础形式。”⑨

西方音乐体系的形式正是建立在这种数和几何量化了的五线谱的空间关系,范畴论和逻辑学,为后来的“音乐”的划分(如和声、曲式、复调、配器等)和音响的逻辑奠定了基础。由此,又形成了音乐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以及音乐形而上学的“真知识-知识论”框架体系。

在中国哲学中“心性逻辑”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心是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系统中最普遍、最基本、最一般的范畴,也是意蕴丰富,演变错综的范畴之一。它贯穿中国哲学始终,无论哪一派哲学家,都继承和运用了心的范畴。”⑩

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如儒家心性论把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我觉悟的心性修养方法以及强烈的人伦道德感情色彩,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如古代音乐文献《乐记》。特别是以融合儒、佛、道为一体的宋明理学心性本体论,成为儒家心性之学发展的较高阶段,这也体现在古琴“明心见性”的论述中。

佛家心性论把精神主体变成超越自然、社会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最高本体,心体就是性体,就是成佛的内在根据。佛教音乐中的《心经》,禅宗一重“心性”,“即心即佛”,二重“顿悟”,“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后现代音乐家约翰凯奇曾亲自聆听日本铃木大拙讲禅宗,其音乐也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道家的心性论把人的“本性”规定为“自然无为”,否定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理智认识的合理性,提倡超越情感、欲望和道德善恶,追求绝对精神自由,(11)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20世纪,为了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现代新儒学将“心性论”阐释为“道德的形而上学”、“内在自我超越的精神”,认为“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乃同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之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贯通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而上等而言一之者。”(12)

现代新儒家学通过对东西方哲学的双向阐释,对自身传统文化哲学意义进行了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使其文化哲学的核心——心性哲学具有了新的时代精神。如梁漱溟、熊十力引佛入儒,融合陆王心学建立了体用不二的心性本体论;冯友兰、贺麟、张君劢发扬宋明理学、汇通中西哲学,建立了新理学、新心学和心物平行的心性理论;唐君毅、牟宗三,将儒学心性论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汇通,建立了良知价值主体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心性学说;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应用当代欧陆人文哲学阐释中国传统哲学,扩展了内在自我超越的价值系统和本体诠释学的心性思想。(13)

综上所述,西方几何逻辑为音乐建立了一种主客观相分的方法论基础,因此,走向演创相分是其必然。东方哲学强调心性直觉内省主客观合一的整体方法,也成为其音乐演创合一的哲学基础,也包含了阴阳相互作用的辩证思维方式。客观性谱面的曲式分析能够分析西方音乐的风格,而无法分析东方音乐的风格。在文化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西方用几何逻辑的方法发明了解剖学,但它能够发明中医的经络学说和印度的瑜伽吗?反之,东方用心性直觉内省的整体方法发明了经络学说和瑜伽,但它能够发明西医的解剖学吗?东西方哲学方法论属于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是互不能取而代之的。

有着中国泰戈尔俗称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曾经讲过:“中国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用具有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能够起到如胶似漆的作用,用它记事比用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14)这是否意味着音乐“口传心授”中“心灵”的作用?他还讲:“在有些领域中国人知趣的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和‘逻辑’二字,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15)确实,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无意于计算或统计音程。“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像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同时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16)

辜鸿铭将心灵与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之一的“仁”作了联系,他讲:“我曾说过:是同情的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17)

辜鸿铭对西方艺术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倾向也作了解释,他讲:“我要告诉诸位,中国文明与现代欧洲文明有着根本的不同。著名艺术评论家勃纳德贝伦森在比较欧洲与东方艺术时曾说过:‘我们欧洲人的艺术有着一个致命的、向着科学发展的趋势。而且每幅杰作几乎都有着让人无法忍受的、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的痕迹。’正如贝伦森对欧洲的艺术评论一样,我认为欧洲文明也是为瓜分利益而斗争的战场。在这种为瓜分利益而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中,一方面是科学与艺术的对垒,另一方面是宗教与哲学的对立。事实上,这一可怕的战场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中,即在于心灵与理智之间,造成了永恒的冲突和混乱。然而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过去的二千四百年里,是没有这种冲突与混乱的,中国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的根本就在于此。”(18)

以上所涉及“心”与“脑”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涉及“心灵”与“理智”的问题。这也是西方长期以来的二者相冲突的问题。著名人类学家、心理分析专家爱德华霍尔曾讲道:“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考虑欧洲人执著于区分心和脑的倾向,因为这一区分关系到本书的核心问题,即人作为文化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问题。……在恰当的文化理论缺失的情况下所作的心-脑二元切分,已经被证明为如此之难以把握、难以捉摸,以至于许多美国心理学家干脆绕开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的种种观念基本上是在欧洲传统中生发出来的,是人为地分割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结果;这种事态产生的心理概念与文化理论毫无关系,与文化理论相脱离。心理实际上是内化的文化。”(19)总之,“身与心”合一和“身与心”相分离构成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精神、伦理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

第二节

音乐数理人工语言与音乐日常生活语言

西方音乐分析主要是曲式分析和现代音乐分析。

“它(曲式分析)与现代音乐分析的共同着眼点在于其‘音乐本体分析’,其目的是为了研究音乐作品(乐谱内)自身的技法形成规律。”(20)音乐分析的哲学基础在于:“1.分析的性质所适合的最基本的领域的不是‘判断’,因为判断‘有着过多的心理与因素;2.不是对某些‘语句的分析’,因为它可能仅属于某种特定的语言;3.也不是‘定义的分析’……分析学所关心的‘是实体的陈述’。因为它涉及某种语言的内在意义。研究音乐语言的陈述关系,首先要涉及陈述中的组织细节——它的成型的材料,由此及彼,才能从具体引用的材料方面,过渡到陈述中的完整结构的联系中去,这些都是现代音乐分析所注重和关心的主要方面。”(21)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音乐的要点:音乐本体指的是“音乐作品(乐谱内)”;分析必须排除“心理与因素”,也就是排除“心性”的因素,“心性”不属于音乐本体;“语句分析”是对或仅属于“特定的语言”,这种“特定的语言”以分析哲学来看属于“人工语言”即数理语言;音乐分析学关心的“实体的陈述”中的“实体”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首创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也是后来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家使用的重要哲学范畴,又译为本体。本体或实体的含义一般是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和万物本原的东西。西方近代哲学家笛卡尔、霍布斯、洛克等人认为具有长、宽、高的“形体”是独立的实体。于是,形而上学被等同于本体或实体。因此,西方音乐本体或音乐实体就是一种具有“质料”或“材料”的性质。如黑格尔所言“假如人们还愿意使用质料这个名词,那就是真正的质料,形式对于它并不是外在的东西,因为这种质料不如说是纯思维,从而也就是绝对形式本身。因此,逻辑须要作为纯粹理性的体系,作为纯粹思维的王国来把握。这个王国就是真理,正如真理本身是毫无蔽障,自在自为的那样。”(22)

西方音乐作为“纯音乐”的形式,其本质就是表现乐音(即材料或质料)运动的几何数学逻辑的纯粹思维和纯粹理性的体系。像阿伦福特的音集集合理论更是走上了这种现代逻辑的数理人工语言体系。

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音集集合理论的创始人阿伦福特到会。

阿伦福特教授从四方面阐述了对过去和当代音乐理论的认识和总结:音乐理论的历史。他认为毕达哥拉斯及其根据“五度相生”原则对一根弦的分法所得出的音乐理论,是音乐音程现代概念的起点。将泛音(泛音列)作为音乐现象根本特性的信仰一直持续到现代。(23)

确实,毕达哥拉斯音乐是“数”和宇宙是“数”构成的观点对西方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上面“历史沉思一”,我们提到了柏拉图也曾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

年9月,在姜蕾对阿伦福特的采访中,当问及音乐结构与语境的关系时,阿伦福特讲道:音乐分析的中心任务是音乐的“结构”,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点上,而不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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